阿拉伯起义丨埃及的工人运动革命与反革命

11年前,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一场群众运动的风暴席卷了西亚北非地区的诸多国家,并促发了随后的一系列政权更迭与政治冲突。西方媒体称这一事件为“阿拉伯之春”,将其视为一场区域性的自由化转轨;而一些在地的进步活动家们则将其称为“阿拉伯起义”(Arab Uprising),以此强调这一事件自下而上的“人民性”。或者,我们可以接受已故的埃及左翼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的评价——这场运动“高于起义,低于革命”。

当然,对这一事件的讨论与争端早已淡出当今主流公共舆论的视野,然而当时舆论所争论的内容却依然盘旋在今日的公共讨论中:每当一个“遥远”的第三世界国家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一些“阿拉伯之春”时展现出的思维模式就依然一次次沉渣泛起——时至今日,许多人依然独断地认为,如果此类运动不能被理解为国内政治精英与部落教派之间内斗的工具,就一定是域外大国操弄意识形态偏见或维护地缘政治霸权的“白手套”。即使那些相信群众可以自我组织,自我动员的声音,也往往一厢情愿地将其解读为当地民众对自由主义霸权秩序的追求。我们认为,只有将观察运动的视角从外部势力与新旧政治精英那里移开,重新还给群众,只有强调阿拉伯起义的“草根”属性,我们才能理解这一运动本身的复杂性及其对随后十余年政治经济发展的意义。

TNI(Transnational Institute)在2020年推出了“阿拉伯起义·十年抗争”专题,传递了运动前后阿拉伯各国政经格局与群众运动的信息。专题收录文章的作者包括长期研究中东政治经济问题的专家学者,在发达国家高校任教或学习的阿拉伯学者或学生,以及阿拉伯国家国内的活动家、学者与研究者,从多方面分析了群众运动的背景,意义与挑战。“澎湃新闻·思想市场”经TNI授权,将挑选翻译这一专题的文章,介绍给中文读者。

专题的介绍大概囊括以下问题: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新自由主义转型如何同时加强了中东各国的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并为起义的爆发提供了结构性背景;工人阶级与其他劳动人民如何在泥沙俱下,多方角力的运动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最终却在政权更迭之后被达成妥协的政治精英联合弹压;当地女性如何参与抗争,并以此重塑我们对女性解放问题的政治想象;域外大国如何介入,压制群众运动,并试图劫持政治冲突以达成其地缘政治目标;传统的教派与部落势力如何与全球资本主义的进程合谋,以及群众如何在这一背景下进行抗争……

当然,横跨数国的运动无法被短短几篇文章彻底展现。然而,通过从多种视角切入西亚北非各阿拉伯国家的现实情况,辅以数篇对单个国家政治进程的长线梳理,我们相信读者能对十一年前的运动及运动前后各国政治经济与社会现实的复杂性有所了解。

在关于2011年1月发生的埃及革命的讨论大多集中在社交媒体如何为青年的反叛想法提供了养料,而其中的工人运动甚少被提及。然而,任何人如果试图尝试理解这一革命进程,就都必须处理好工人运动在革命中扮演的作用。

在2011年2月11日穆巴拉克倒台后,工人的斗争作为一股独立的力量出现在革命进程中,他们与解放广场的青年或社会媒体活动家甚至反对政权的政治力量都有所区别。尽管抗议者离开了解放广场,而且知名政治人物越来越多地呼吁埃及人“返回工作岗位”,并“重新启动生产的车轮”(restart the wheel of production),但数百万工人将革命带入了他们的工作场所。反对“政权残余”的激烈斗争蔓延到整个政府机构和公共及私营部门。这些罢工和抗议活动延续了穆巴拉克倒台前开始的工人斗争浪潮,并在2月6日至11日期间蔓延到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子公司、开罗的公共交通管理局、邮局、政府机构、军工厂、属于政权的媒体机构以及其他工作场所。

2011年2月13日,埃及开罗市中心,人们在解放广场与陆军坦克合影,庆祝革命。革命斗争扩展到工作场所的事实对改革派势力(无论是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将“革命”的含义局限在宪法改革和选举机制发展的范围内的企图提出了挑战。通过“清洗机构”(cleanse the institutions)的斗争,工人们发现他们无法将反对前执政党的政治斗争与争取社会正义的斗争分开。有时,这一发现导致了激进的结果:例如,在开罗的Manshiyet al-Bakri医院,工人们赶走了院长,选出了新院长,并努力建立直接而非代议制的民主机制,从而改善了对病人的照护。开罗机场的工作人员首次迫使机场招聘了一名非军方背景的主任,亚历山大的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将一名未经选举的将军从居委会领导人的职位上解雇。2011年9月,教师们组织了埃及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罢工,不仅是为了改善自己的工资和条件,也是为了改革课程和结束落在公民身上的私人课程的负担。正如罗莎·卢森堡在《大罢工》(The Mass Strike)中所概述的那样,这些例子展现出阶级斗争的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相互作用”(reciprocal action)的重要性。

本文认为,这种相互作用在埃及革命进程的发展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文章还认为,理解反革命的一种方式是将其视为一种反方向的相互作用,即阶级斗争在政治方面的结果表现为和与剥削机制的再生产,这种情形自2012年秋季开始就可以在埃及看到。本文将试图澄清为什么自发的集体行动本身并不足以加深革命的经济和政治方面的互动,特别是在此类行动与国家发生冲突的情况下。革命者需要争取工人阶级队伍中的许多积极分子对认同这样一种政治观点,这种观点强调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重要性,并认识到深化和加强革命进程的重要性,特别是在与国家机关的冲突过程中尤其如此。在这一认识下,革命才能进一步开辟空间,赋予工人运动权力,并发展其政治影响。这种观点与提议将工人运动与政治分离的观点不同,更与工人领袖应当保护工人不被政治化的观点不同。它还与将工人罢工和抗议视为反对派与政权斗争的武器,而不是工人阶级自我解放进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观点形成鲜明的对比。不同于以上其他观点,正如卡尔·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本文集中讨论了工人阶级作为一个“自为”的阶级表达政治观点的挑战。

2000年埃及声援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Intifada)运动的开始,很可能是追溯2011年1月革命高潮事件的适当起点。这有两个原因。首先,因为声援巴勒斯坦运动的开花结果是在埃及街头政治的长期静默之后发生的,在此期间,社会和政治抗议的形式明显退缩,而政权则用“打击”的说辞来控制反对派和阻止活动。第二个原因是支持巴勒斯坦起义运动的地理分布和时间尺度,它涉及大学、学校、政党和专业协会,并在许多省份组织了街头抗议活动,将参与范围从政治精英扩大到大众领域。该运动的地理分布广泛,时间跨度在2000年9月至2003年3月之间,为发展组织机制、吸引新一代年轻人参与政治活动提供了绝佳机会。

巴勒斯坦声援运动也为反对美国对伊拉克战争的运动铺平了道路,通过在政治力量和职业工会之间建立的联系,它们为支持巴勒斯坦起义进行了互动。2003年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抗议运动是埃及街头政治动员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原因有二。首先,它进行非常成功的群众动员,特别是在3月20-21日战争爆发时。反对入侵伊拉克联盟(Coalition Against the Invasion of Iraq)在侵略刚开始时就呼吁进行,并得到了非常多的响应,在入侵的最初几个小时,就有数千人在开罗的解放广场进行。活动只是在夜间被安全部队暴力驱散后才结束。第二天是星期五,活动在几个寺的祷告活动后开始,最大的一次是在艾孜哈尔。尽管安全部队试图驱散他们,但一些抗议者设法到达解放广场外围,安全部队再次驱散了抗议活动并逮捕了大量人员。随后,政权反应的暴力程度继续升级:3月21日,安全部队封锁了艾孜哈尔寺的入口,用催泪瓦斯淹没了庭院,并逮捕了大量试图进行抗议的礼拜者。这种程度的暴力强调了为民主而斗争以及为抗议和政治行动开放公共空间的重要性。

2004年期间,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贾迈勒·穆巴拉克将继承其父亲的总统职位,这使得民主改革项目变得更加紧迫,并导致了要求民主和拒绝权力继承的政治联盟的形成。其中最重要的是2004年12月成立的埃及变革运动(Kifaya)。此外,还出现了其他运动,最重要的是青年变革运动、艺术家和作家变革运动以及记者变革运动。

这些发展有助于将2000年以来与群众政治运动有关的年轻人群体整合为新的团体:例如,2006年期间,一个捍卫法官运动的团体为司法独立而努力。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不受国家控制的卫星频道的兴起,以及同一时期私营报纸的增长,变革、改革和民主的思想有了前所未有的传播与产生影响的机会。

然而,在这些早期的岁月里,政权能够吸收这场运动的影响,尽管这场运动已经开始对穆巴拉克本人提出批评——在穆巴拉克自1981年以来的整个统治时期,这一行为一直是反对派的禁区。2005年,在穆巴拉克当选新一届总统后,变革的希望开始消退,第二年,该政权成功控制了法官的抗议活动。然后,在2006年,该政权还颁布了宪法修正案,使贾迈勒·穆巴拉克能够继承权力。

该政权的喘息空间并没有持续多久。2006年底,一个新的工人运动的出现改变了埃及要求变革的斗争的平衡。2006年12月,位于大迈哈莱(al-Mahalla al-Kubra)的公共部门米斯尔(Misr)纺纱厂的纺织工人的罢工,可以说是变革运动新阶段的开始。米斯尔纺织厂成立于20世纪30年代,是埃及最大的纺纱和织布公司之一;其工人的斗争已成为埃及劳工运动的一个参照点。

在2006年12月之前的几年里,工人的抗议活动不断,其中包括水泥行业、纺织部门、铁路和其他部门的重要罢工。然而,2006年12月迈哈莱工人的罢工标志着工人斗争开始进入一个不同的轨道,这是由质的变化带来的,可以说标志着一个新的工人运动的崛起。位于大迈哈莱的米斯尔纺纱公司的工人于2006年12月7日开始罢工,要求资方按照法律规定向公共部门公司支付年度奖金。在这次罢工之前,工人们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薪金罢工”(pay strike),拒绝兑现他们手中的薪金支票,以抗议公司没有将年度奖金加入他们的工资中。这是自1994年9月布海拉省(al-Beheira)卡夫尔·阿尔-达瓦(Kafr al-Dawwar)纺织公司的工人抗议以来,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抗议,这次抗议以与安全部队发生冲突告终。米斯尔纺织公司的罢工从12月7日持续到12月16日,最后通过谈判使工人的一些要求得到满足。这本身就是国家处理工人抗争的方式的一个转变。一般来说,国家以前依靠,就像1986年针对铁路工人、1987年在ESCO纺织厂、1989年在埃及钢铁公司内部以及1980年代其他抗议活动中的工人抗争那样。

米斯尔纺织公司的罢工在没有安全部队暴力的情况下结束,并且满足了工人的一些要求,这消除了先前抗议活动的经验所造成的恐惧,在这些抗议活动中,工人常常被枪杀,被拘留或失去工作。工人们了解到国家的反应已经改变,这引发了各个部门的产业行动浪潮:罢工在埃及成为一种日常活动。罢工的时间也比以前更长。

安全部队行为的这种变化有多种原因。最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发生的媒体自由化,这使得罢工的消息能够更快地传播。同时,面对网上的声援活动和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媒体报道,安全部队对直接攻击抗议者感到犹豫不决。由于当局自己的劳工组织——埃及工会联合会(ETUF)和劳工部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当局在如何处理罢工问题上也存在分歧。

这一时期,工人抗议活动的时间延长,为组织上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工人们必须在抗议期间保护设备和建筑物不受破坏,并供应物资。同样,谈判也需要选择代表。这种组织发展产生了谈判委员会、组织委员会、抗议领袖、后勤供应委员会(provisions committees)和安全委员会。这些将为独立工会的未来发展奠定基础,其中最早的是2008年12月成立的财产税征收员工会。

新的工人运动的另一个特点是女性的广泛参与,其程度比以前的工人运动要高得多。2006年米斯尔纺织厂的罢工是由妇女发起的,有大量妇女工作的护理部门(nursing sector)发挥了主要作用。其他许多部门也出现了女性领导人,其比例也比以前要高得多。

在2006年米斯尔纺纱厂罢工之后的时期,工人的要求也与这种组织上的进步同步发展。因此这场罢工说明了这种质的转变。在2006年的罢工成功后,工人在2007年9月又组织了一次罢工,要求改善工作条件与公司的发展,并采取行动追究腐败分子的责任。经过一周的罢工行动,其中一些要求得到了满足。仅仅几个月后,2008年2月,米斯尔纺织工人组织了一次街头,要求提高全国所有工人的最低工资。这是工人的(阶级)意识上的一个重大转变,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工人的抗议活动以前只提出与他们自己公司有关的要求。此外,他们倾向于关注工资账单中的“可变”部分(包括奖金和津贴),而不是基本工资。此后,提高国家最低工资的要求成为不同工作场所的工人罢工要求清单中的一个半永久性的固定项目。

这次罢工潮最重要的结果是出现了新的独立工会。在2006年11月的ETUF选举中,就在迈哈拉罢工的几周前,安全机构和政府采取了史无前例的措施,将所有以前通过选举担任过职务的主要工人活动家排除在ETUF的官方职位之外。因此,当ETUF在12月的迈哈拉罢工中与管理层站在一起时,并不令人惊讶。作为回应,工人们以攻击官方工会办公室,将ETUF官员赶出公司,并在一份声明上征集签名,撤回对ETUF工厂工会委员会的信任。

然而,成立独立工会的首次尝试与迈哈拉无关:它们是在2007年9月开始并持续到2007年12月的财产税征收员抗议活动中出现的,当时他们的要求得到了满足。这段长时间的抗议导致了一个委员会的成立,该委员会负责领导这一运动,并以财产税征收员的名义进行谈判——实际上就是一个工会。抗议活动结束后不久,征税员同意成立一个工会,作为该委员会的自然延伸。

在工会主义被国家接纳的半个世纪之后,成千上万的工人建立了不受国家控制的工会,这是一个重大的民主进步。事实上,2008年及其后成立的独立工会是唯一不受国家控制的群众组织。独立工会也构成了对ETUF的直接挑战,自1957年由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设立以来,ETUF是最重要的国家机构之一,历届埃及总统都把它作为控制工人的工具。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使这一时期动员这个新的工人运动得以动员起来的因素之一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施加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这是该政权从1991年开始实施的。埃及国家在1952年至1970年间的经济政策的特点是中央计划,即使在私营部门的增长和安瓦尔·萨达特发起的经济变革之后,国家仍然通过对公共部门项目和公司的所有权在经济中发挥核心作用。纳赛尔时代建立的劳动关系形式继续主导着埃及的劳动力市场。此外,ETUF在选举期间作为政治动员以及为重要政策建立支持(此类政策从包括与以色列的和平条约到1991年后通过的结构调整政策)的工具,对该政权来说仍然很重要。

这些经济改革导致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国家的作用下降了。随着市场力量占据主导地位,工人在前一个时代享有的稳定的劳动关系开始瓦解。这一发展反映在2006年后出现的工人运动的变化实践中。长期以来,埃及的工人一直依靠“勤工”(work-ins)作为抗议的手段,在不停止生产的情况下占领他们的工作场所。这种策略反映了纳赛尔主义的政治文化,即生产被认为是国家目标,工厂被视为人民的财产。相比之下,2006年之后,大多数工人转向了罢工行动,反映了结构调整的影响,以及它使生产过程直接受制于市场机制而不是国家发展目标。因此,新的工人运动可以被认为是对1991年后强加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国家从纳赛尔主义社会契约中的退出,以及ETUF的瘫痪的延迟反应。

在2006年后反对政权的政治动员退却后,工人运动使埃及街头重新活跃起来。虽然工人运动的口号和要求没有政治运动那么激进(政治运动会批评总统,反对穆巴拉克的儿子贾迈勒继承他的权力),但它深化了民主实践,发展了组织和运动机制,使政治运动受益匪浅。

与2008年4月6日相关的一系列事件是埃及群众政治运动发展的一个转折点,说明了工人运动和政治动员之间的相互作用。迈哈拉的工人宣布他们决定在这一天罢工,要求(与其他诉求一起)提高全国最低工资。以埃及变革运动为首的反对派政治力量(它联合了大多数推动变革的力量)随后呼吁在同一天举行埃及范围内的总罢工。最后,总罢工和迈哈拉罢工都没有发生(后者被安全部队中止了);相反,4月6日爆发了一场反对迈哈拉物价上涨和贫困的民众起义。在持续三天的抗议活动中,群众撕毁了穆巴拉克的照片,总理被迫访问该镇和工厂,试图平息局势,向工人和当地人民提供优惠。

工人运动的许多特点将继续影响2011年1月的革命:占领公共广场,组织负责后勤物资供应、谈判和保护设施的委员会,以及妇女的广泛参与。这些实践被媒体和社交媒体传播到整个社会,从工人运动的领域有机地转移到更广泛的革命领域。

到2011年1月革命爆发时,工人运动已经在组织和动员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它对社会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工作场所和工人占领街道已经成为当代抗议文化的一部分,该运动被认为是可能给埃及带来变革的主要因素之一。尽管取得了这一进展,但由于缺乏具有足够社会影响力或政治经验的独立工人组织,工人在2011年革命之初参与民众起义主要有两种形式。首先是“第二战线”的开辟,爆发了巨大的罢工和浪潮(在穆巴拉克倒台后,通过罢免执政党成员的战斗继续进行)。第二是通过安全部队和抗议者在街道、广场和大众社区的战斗,许多工人成为安全部队子弹的受害者。

2011年1月25日及其后,工人当然也在街头的人群中,但在此期间工人对运动的影响不甚明显。由于实行了长时间的宵禁,工人们发现很难在工作场所集会,这些工作场所大多已被当局关闭,因为当局已经宣布放假。然而,宵禁一放宽,工人运动就开始在革命中崭露头角。例如,在苏伊士,10多家公司的工人要求在2月6日,包括苏伊士运河公司(Suez Canal Company)的四个子公司,以及拉法基水泥和玻璃公司(Lafarge Cement and Glass Company)。埃及电信公司的工人也宣布,而吉萨(Giza)的清洁工人开始和罢工,封锁了该地区的一条主要公路,迈哈拉的阿布-艾尔-西巴伊(Abu-al-Sibai)纺纱和织布公司的工人也一样。

这第一波实质性的工人抗议活动从2月6日持续到11日,这一行动所涉十分广泛,几乎没有经济部门不受影响。埃及电信公司工人的罢工蔓延到公共电话交换机的员工,他们在开罗和各省组织了许多抗议活动。铁路车间和开罗公共运输局巴士车库的工人加入了罢工和抗议活动。邮政工人聚集在开罗市中心阿塔巴广场(Ataba Square)的邮局外进行抗议,他们的运动迅速蔓延到各省。机场和军工生产厂等关键工作场所也同样受到影响,开罗南部的赫勒万(Helwan)和布海拉省的卡夫尔·阿尔·达瓦(Kafr al-Dawwar)的一些石油公司和纺织厂也受到影响。卫生部门也被卷入其中:艾斯尤特(Assyout)、卡夫尔·扎耶特(Kafr al-Zayyat)和卡斯尔·艾尼(Qasr al-Aini)的医院以及开罗的心脏研究所的护士们宣布罢工。国有杂志《鲁兹·优素福》(Rose el-Youssef)的印刷工和行政人员拒绝让总编辑和董事会主席(他们都与政权关系密切)进入大楼。同时,国家的“工人大学”——官方工会干部的培训中心——的员工已经宣布罢工,并关住了(locked up)他们的老板——ETUF的副主席和执政党的成员。

因此,在穆巴拉克倒台前的日子里,埃及发生了类似于大罢工的事情,没有一个中央组织核心。然而,工人运动作为一个整体并没有直接宣布对革命的支持。一些工人确实提出了支持革命的口号,工人们也响应了反对政权的呼声,但他们的要求大多与经济或工会有关。尽管如此,我们不可能忽视革命和工人运动之间交互行动(reciprocal action)的过程。比如值得注意的是,在工人阶级地区,如苏伊士、马哈拉和亚历山大,工人运动在革命前就已出现,同时相比于其他地区,这些地区的民众起义更有活力,更有成效。

在起义中被杀害的工人人数为工人阶级对革命的贡献提供了最大的证明。工人运动不仅为革命铺平了道路,而且在确保革命胜利方面也发挥了关键作用。虽然我们很难获得所有革命烈士的详细信息,但统计数字对这个问题有所说明。根据阿拉伯人权信息网络(Arabic Network for Human Rights Information)的统计,共有841名烈士。不幸的是,这些人中大多数人都没有职业数据,但埃及记者联盟的一个委员会收集了279名烈士的数据,并记录了其中120人的职业。在这120人中,74人是工人,其余的是学生或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现有资料显示,工人在死伤者中占很大比例:在标明居住地的案例中,我们发现其大多数来自贫困地区。有关革命期间受伤者的数据也证实了这一情况。根据革命英雄和伤员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the Heroes and Injured of the Revolution)收集的信息,在4500名伤员中,70%是没有学历的工人,还有12%是有中等学历的工人。其余的人包括在校学生(11%)和具有高等学历的人(7%)。在埃及革命期间,正是工人和穷人付出了最沉重的血的代价,正是他们的巨大牺牲使穆巴拉克的倒台成为可能。

穆巴拉克统治的结束标志着工人运动的一个新阶段。在其之后,工人的抗议活动加速并扩大,大量独立工会成立。除了要求改善工资和工作条件外,工人的抗议活动还要求进行更全面的政治改革,如追究腐败的企业管理者的责任,重新开放停业的上市公司,将穆巴拉克时代私有化的企业重新国有化,提高全国最低工资标准以及要求组织权利。

在革命的第一阶段,罢工和的浪潮代表了革命斗争的社会和政治方面的部分融合。同时,它对反革命势力,特别是对作为旧政权核心的军事和安全机构构成了严重威胁。这些力量现在重新试图,将革命的政治和经济方面分开。一个明显的悖论出现了:尽管之前讨论过工人运动对革命的影响,但在穆巴拉克倒台后,工人运动并没有继续发挥同样的作用;它没有有效地形塑革命的轨迹。相反,穆巴拉克一出局,对工人运动的攻击就开始了。在穆巴拉克下台后,掌权的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最先做出的决定之一是(在2011年3月24日)禁止罢工,并将罢工工人移交给军事法庭。此外,在不同的媒体上发起了一场广泛的反对工人运动的运动,给工人的抗议活动贴上了“部门性”(sectional)的标签,而不是将其视为革命的总体轨迹的一部分。

许多曾反对前政权的改革派自由主义和主义思潮的活动家参加了反对工人罢工及其“部门性”要求的媒体运动。工人运动的唯一捍卫者是革命左翼和新生的独立工会。大多数革命青年力量集中在广场上的斗争,没有意识到工人斗争的潜力,即通过在国家机构和公司内部与政权对抗,努力清除前执政党的残余,深化和扩大革命进程。

在2011年11月和2012年1月的议会选举(选举带来了一个政府),以及支持的候选人穆罕默德·穆尔西在2012年6月的总统选举中获胜后,和世俗力量之间出现了政治两极化的状态。世俗势力将不断恶化的经济和社会状况解释为教徒管理国家失败的标志,而不是自穆巴拉克时代开始实施并在穆尔西时期继续实施的政策的结果。则将条件的恶化解释为国家机器正在针对穆尔西施加阴谋的迹象,而不是因为他坚持实施了导致革命爆发的旧政权所实施的经济政策。

随着救国阵线(National Salvation Front)的成立,其在反对穆兄会的政治运动中起到了领导作用,在社会和经济问题方面的倒车却加速了。该阵线是由一些政治力量,包括改革派和接近穆巴拉克政权的人员于2012年11月宣布建立的,目的是穆罕默德·穆尔西总统修改宪法的企图。其目标集中于恢复国家的威望和包括司法机构、军队与警察等国家机构的合法性。因此,尽管在2012年和2013年初,工人的斗争仍在继续,但工人运动的目标与街头和广场上的政治斗争之间的协调可能性却在减弱。

2013年6月30日穆罕默德·穆尔西下台后发生的事件是革命进程中最重要的变化。对工人运动的加剧是一个重要的转变;然而,更危险的是,相当一部分独立工会宣布支持新政权,并在ETUF和埃及独立工会联合会的联合协议中宣布暂停罢工。这一宣布所包含的威胁并不是说它停止了工人的抗议——这些抗议仍在继续,尽管行动地较为缓慢——而是说它代表了独立工会作用的转变。他们从争取工会运动从国家的控制之中解放出来的运动抽身而出,到如今拥护新政权,这使工人运动自2006年以来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化为乌有。

这凸显了工人运动的规模及其在2011年1月人民起义前和期间的影响深度与穆巴拉克倒台后的政治虚弱之间的矛盾。在寻求对这一矛盾的解释时,仅仅谈论改革派力量的支配或教与世俗的两极分化对政治舞台的限制是不够的,尽管这两方面都在制造矛盾方面发挥了作用。相反,我们必须通过分析工人运动本身的弱点来理解这一矛盾,既要分析它与政治领域的联系,又要分析它的组织问题和领导作用,因为它缺乏经验和连贯性(coherence)。

我们在此必须注意工人运动在20世纪90年代,甚至在21世纪初的退缩。这一时期,许多有经验的活动家从工人运动和工会中消失了,同时并没有新一代活动家来填充他们的位置。因此当工人运动在2006年后再次兴起时,它已经失去了在之前的时期所获得的大部分经验。2006年后形成的工人领袖是一支新的骨干队伍,他们没有积累工会工作(在工作场所内参与工人利益的斗争)或政治工作的经验。这与1980年代发展出来的工会干部的经验不同,他们一般都与的政党和组织有联系。这正是导致工人运动与政治在总体上分离的原因,在某些情况下,工人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对政治行动产生了敌意。

同时,在历史上曾为建设工人运动做出贡献的也处于虚弱和不连贯的状态。苏联解体后,传统的组织和政党实际上已经解体,而新的组织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并受到多方的敌视。另一方面,独立工会正在建立过程中,其组织能力仍未得到充分发展。它们甚至未能在普通工人中扎根。因此,当2011年1月革命爆发时,虽然房产税征收员工会、卫生技术人员工会、教师工会和退休工人工会聚集在解放广场,以成立埃及独立工会联合会,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形成了一个连贯的组织机构;他们也没有能够在普通工人群众中扎根。

革命期间,工人斗争的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分离主要出现在两个层面。首先,革命力量未能赢得工人阶级队伍中的大量积极分子,使他们接受一种政治观点,这种观点以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以及深化和激化革命进程的重要性为中心,特别是在与国家的对抗方面,以便为工人运动开辟空间,发展其政治影响。其次,独立工会本身缺乏组织经验造成了另一个障碍。占主导地位的组织模式不够激进,缺乏扎根于工作场所和广大基层工人中的民主机制。尽管在大规模罢工中形成了第一批独立工会,为工人运动的基础上的自我组织提供了重要经验,但这个问题还是出现了。

这些经验的弱点在于缺乏植根于工人阶级自我组织原则的政治实践,不仅限于经济领域,还包括工人在政治领域自我解放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以通过参与政治事业来建立——如声援巴勒斯坦人民,或支持妇女解放,或反对宗教宗派主义或保护环境的斗争。最重要的是,它需要作为工人沉浸在这些政治事业中,而不仅仅是作为街头公民(citizens in the streets)或投票箱的选民。

在革命的第一阶段,工人的斗争开始打破将革命的社会方面与政治方面分开的墙。工人的要求从关注经济问题扩大到在工作场所和国家机构中,并与政权代表对峙。然而,由于缺乏与扎根于工人阶级的有机联系以进行革命动员,这一过程体现出强烈的自发性质,不足以维持有组织的工人对革命进程轨迹的影响。这表明了政治组织,而不仅仅是工会组织的重要性,只有存在有效的政治组织,才能确保工人运动的力量能够塑造变革的轨迹。

发表评论

您的电子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